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官网公布仲裁报告，对于孙杨摧毁血样样本，CAS表示尽管孙杨方面认为兴奋剂检查官(DCO)负有责任，但他的说法并不成立，而在CAS看来，根据现有证据表明，孙杨是主观上不希望血液样本被DCO带走。
孙杨方保留的已经被损毁的血检瓶
关于孙杨如何摧毁血样样本，CAS在仲裁报告中指出：“首先被检测的运动员辩称，是兴奋剂主检查官DCO最终决定停止兴奋剂检测程序，先是尿液，然后是血液的采集，她要求运动员从容器里取出血液，而运动员坚持认为，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不配合。”
CAS仲裁报告中随后写道：“关于DCO停止样本检测，仲裁小组根据所掌握的证据，尿液样本收集过程被终止，或者经DCO同意一旦尿检人员DCA被排除在测试任务之外，但这不影响采血过程。”
根据孙杨方的说法，以及他们公布的视频里，三名检查人员跟孙杨在一起签署一份协议，协议里三名检查人员承认，因为没能出示充分的资质和证件，而未完成检测，检查人员同意不带走运动员样本。
对于孙杨的说法，CAS仲裁报告中也进行回应：“在孙杨队医巴震起草的报告协议中，尽管兴奋剂主检查官DCO、血检官BCA和尿检工作人员DCA在文件中签名，但不意味着他们一致同意，他们只是作为证人在文件上签字。
而且，CAS方面也没有相信DCO主动建议他取走并销毁含有他提供的血液样本的容器，“此外，运动员表示兴奋剂主检查官DCO主动建议，他拿走然后销毁装有他提供的血液样本容器，这种说法不值得相信。而韩照岐在书面声明中说，他已经告知兴奋剂主检查官和巴震，不能带走血检官收集的血液进行检测，并且巴震对此确认，巴震作证也表示，他本人也已经告知DCO，无法带走血液样本。”
“CAS仲裁组认为，根据以上这些陈诉，我们发现主动阻止血液样本采集过程不是由DCO完成的，而是运动员完成的，或者是他的随行成员主动提出的，或者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完成的。在CAS仲裁组看来，韩照岐在庭上作证表示，DCO当时强调样品应该被带走，DCO和巴震也证实了这一点。”
CAS报告还指出：“即使运动员本人以及她母亲的回忆是完全正确的。DCO告知运动员“如果您能够采集血样，那就继续”，这不足以证明是DCO建议运动员应销毁血样，或者是在在DCO的提议下结束了血样采集程序。相反，经过长时间的激烈讨论，并在反复尝试警告运动员可能带来的后果之后，DCO认为她别无选择，只能遵守运动员要求退还其提供血样样本的要求，在这方面仲裁小组注意到，运动员似乎具有强势个性，并且似乎期望应该允许他的观点占据上风，这一点在听证会也得到明显体现。
“CAS仲裁小组认为，在运动员不希望继续合作时，DCO试图说服运动员继续进行样本收集的效果是有限的。根据现有证据表明，运动员听从巴震医生的建议，而巴震医生又遵照韩兆奇韩照岐的指示，决心收回提供的血液样本，并确保样本不能离开他的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CAS小组认为DCO在运动员家中，在其保安和团队成员在场的情况下，可能认为她没有别的选择，只能接受运动员的决定。而在这种情况下，DCO的职责是警告运动员要为可能造成的后果付出代价，事实上她遵守了这一职责。”
CAS公布的仲裁报告中，强调孙杨另一个理由也不成立，“运动员坚持认为，DCO告知他必须随身携带样本，这促使他采取销毁血液容器的行为。但是波帕先生（DCO的上级）作证表示，这只是在情况升级之后才发生的，毫无疑问，运动员及其随行人员已确定要回收血液样本，而波帕先生指示DCO，告知运动员，他不能留下任何东西，试图最后一次尝试带走她血液样本。”
“DCO在她的书面声明中指出，她已告知运动员不得留下任何东西。她还说，当运动员及其他的人员，要求打开容器并取出血样，以便她可以拿走容器时，她强调不能打开容器，这是固定的，并且不允许运动员保留完整的样本或打开的样本，并且告知，该行为被视为违反反兴奋剂规则。”
而仲裁报告得出孙杨为了留下样本，选择主动摧毁容器，“根据现有证据，CAS仲裁小组认为，最有可能的情况是，运动员及其随行人员打破了容器，目的是留下血液样本。破碎的容器必须归还给DCO，如果血液是从血管中抽出的，并将所有损坏的设备交还给DCO，那将是更合乎逻辑的。但是这没有发生，因此认为运动员通过造成容器破损，而阻止DCO带走收集和密封的血液样本去检测，由于破坏了玻璃容器，也破坏了样品的完整性。”
CAS在仲裁报告中得出的结论就是：“CAS仲裁小组认为，样品留在巴震的监护下变得无关紧要了，因为样品已经无法进行有效测试。因此，CAS仲裁小组得出结论认为，运动员未能证明是DCO中止了样品采集过程，或者是她建议销毁血液样品。而参考运动员Azevedo和特洛伊基案例中提到的，在任何合理和客观的基础上，运动员所面临的情况，并不形成令人信服的理由，促使他采取自己的方式来应对，防止DCO携带提供的血液样本离开他的家。” |